特邀嘉宾

　　陈培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志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徐 斌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重点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更好地理解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本版特邀相关专家学者进行阐释。

——编者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最本质的特征

　　记者：《决定》的突出特色就是凸显了党的领导制度在13个方面制度中的统领地位，对此，您怎么看？

　　李志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全国一盘棋，就不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经济、文化、民生的显著优势，就没有改革、人才、军队、国家统一、外交方面的优势。

　　党的领导来自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要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必须有一个有担当、强有力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担负起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大任，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无私奉献，人民坚定跟党走。

　　在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个艰难困苦的历史进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是一场极其深刻复杂的历史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深层次矛盾层出不穷，引发的社会问题成千上万，如果没有一个善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平衡各种政治冲突的领导核心发挥中坚作用，转型的成功是难以设想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资源在规模、能力、水平上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推进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记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的特征，对此，您怎么理解？

　　李志勇：《决定》中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不是单方面、几方面的优势，而是几乎全领域的优势，覆盖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优势，而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接续奋斗的结果；不是一般的优势，而是显著优势；不是“平均用力”的优势，而是“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统领各方面的优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也就没有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确立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政治方向的掌舵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实践者，是国家政治体系的统领者，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是重大决策的决断者，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最大压舱石，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可靠的法宝。

　　徐斌：一是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开拓、完善和发展中，党始终是缔造者、开创者和领导者。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基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和制度优势，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等。这些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彰显自身特点的基本特征和优势。在这些基本特征和优势中，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最本质的特征，处于决定地位、具有统领作用。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要有四梁八柱作支撑，党的领导是贯穿其中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那么，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徐斌：一是政治领导：指引明确的政治方向。方向决定前途。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走向何方，没有先例可以借鉴。这个过程的具体路线可能有摇摆，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正确方向的指南针和定盘星。

　　二是思想领导：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党的政治领导需要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发展的思想领导，主要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化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塑造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三是组织领导：统领先进的组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需要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完成，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最后都体现为组织领导。要将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贯穿于改革的实践中，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提高人的政治觉悟、思想素质和实践能力。

　　四是社会领导：凝聚强大的社会力量。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来自于不同力量的合力。在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将单个人的力量凝聚为社会合力。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在改革中将个体的利益、意志凝聚为社会合力，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社会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着中国巨轮的前进方向，组织社会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记者：近些年，中国道路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对此，您怎么看？

　　唐爱军：近年来，中国道路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作了相当多的阐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现代性哲学来阐释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仍在生成中的中国道路就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类型，其基本性质就是“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等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一是“理念—价值逻辑”。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就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中国道路秉承了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具体化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二是“制度逻辑”。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出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中国道路必须解决国家权力的自我净化问题，即如何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了中国道路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三是“实践逻辑”。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它在追求或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保护社会”。“驾驭资本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二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中，努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

　　记者：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决定》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对此，您如何理解？

　　陈培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缔造出来的，它不是任何一套现有的理论可以解释的，需要我们立足当今中国的时代和人类社会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推进理论创新。

　　就制度本身来看，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强调社会公平、保障共同富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注重个体自由、创造性能力培育；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凸显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管理要素等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其中贯穿的是社会公平与个体自由的统一。在政治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中有领导力量，有民主，有法治，贯穿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给资本提供操控权力的通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杜绝资本操控权力的大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它能最大程度解决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弊端，避免过度依赖形象包装，不顾国家长远发展轻许承诺，相互制衡导致政治效率低下，党派博弈激烈造成社会分裂等局面的出现。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政令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层层历练的选贤任能等都是西方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此外，我们还处理好了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制度与效能的关系，注重制度向效能的转化。并不是说制度完善，治理能力就强。国家治理的制度好，要落实为治理的能力强。二是制度与价值的关系，注重以核心价值支撑制度。没有支撑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没有真正的治理现代化，制度框架就会形同虚设。三是制度与道德的关系，致力于提高治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硬性的制度离不开主体的修养，没有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境界的普遍塑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四是制度稳定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既认识到制度的独特优势，又看到它需要改进的地方，注重它的兼容并蓄和与时俱进。只有基于这种态度，我们的制度才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记者 王霞 张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