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无数英雄群体和革命先烈，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在英雄的人民军队里，有这样一支部队，他们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无线电技术设备，他们通过截收敌方发射的各种无线电信号，从中破译密码，获取情报。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同样练就了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就是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侦察人员。

　　从无到有，建立无线电侦察队伍 

　　20世纪以来，无线通讯技术因其适应远距离传播、覆盖范围广且具有一定保密性的特点，成为军事指挥与联络的上选工具。为了保护军事秘密，需要通过编码（加密）使明文不为外人所知。密码分析（破译）则相反，是在不掌握密码的情况下，凭经验或灵感，通过分析、假设、推断等方式，解开敌人密码，获取情报。

　　红军无线电侦察队伍是为了适应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1931年，国民党军开始全面实行通讯加密，仅有侦听手段的红军尚不能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无法通过无线电手段获取情报。1932 年初春进行的赣州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破解国民党军的密电。

　　赣州战役后，时任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科长的曾希圣决定，组织人员猜译敌人密码。这一想法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支持。8月20日，红军攻占宜黄县城后，从缴获的敌军公文包中，发现一份国民党军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名为“展密”。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曾希圣与报务员曹祥仁共同猜译余下的部分。他们结合敌情，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将相同的字填上去做据点，前后猜字连结。周恩来和朱德密切关心并参与了研究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努力，红军终于在10月将“展密”全本破解。之后，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传播，通过红军无线电侦察人员的侦听、破译，很快就被送到了红军指挥人员的手中。

　　从此，红军利用综合分析、频率分析、复合猜字等多种方法，至1932年底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密码共 17 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为军事指挥提供敌军“部署、调动、企图、临时变动”等相关情况，成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一环。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情报侦察能力大增，在技侦情报领域获得对敌压倒性优势。可以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线电侦察成为红军在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 

　　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指挥失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危难之际，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向西突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红军既无根据地可以依托，又难以临时建立地下交通，大多数时候无线电侦察成为唯一情报来源。当时，负责无线电侦察工作的是中革军委第二局（以下简称“二局”）。为了掌握瞬息万变的敌情，无线电侦察人员“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12月11日，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所发密电，获悉蒋介石认定红军欲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派遣五六倍于我的兵力，企图消灭中央红军。基于二局提供的情报，中革军委于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面对确凿的情报和毛泽东的合理分析，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纷纷表示支持。这是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后，又相继通过黎平、猴场、遵义等会议进一步明确新的战略方向，二局的情报工作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征中，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四渡赤水等军事行动的指挥中。1935年1月26日，红军在赤水县城附近遭遇川军郭勋祺部阻击，陷入苦战。1月28日，二局掌握了川军密本，获悉“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红军指挥人员因此断定，“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出战斗。

　　1月29日3时，中革军委发出西渡赤水命令。2月3日，二局又截获敌川南指挥部电报，知悉川军五个旅正从北面封堵红军，中革军委因而电令部队改向川滇黔交界处行进。2月10日，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大胆提出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黔北。进入黔北后，2月25至26日，二局先后侦知“遵义只驻第一团，担任卫戍”以及敌吴奇伟部位置，促使中革军委下定决心，赶在吴部救援前攻占遵义。3月10日，红一军团拟进攻打鼓新场等处黔军。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知悉蒋介石企图在打鼓新场包围红军。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进攻打鼓新场。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再次摆脱正在形成的包围圈。3月19日，二局得知蒋介石计划在赤水、叙永、古蔺一带截击红军。3月21日夜，红军四渡赤水，不久从鸭溪、白腊坎间突破封锁，随后南渡乌江，巧妙跳出包围圈。4月1日，二局侦悉，贵阳空虚，敌守军仅有4个团。红军主力遂经息烽、扎佐，直插蒋介石的行营贵阳。蒋介石阵脚大乱，调驻守毕节、安顺的滇军救援，云南大门洞开。4月9日，红军突然转向西南，直奔云南，将敌军抛在贵州。

　　四渡赤水后，在西渡北盘江、北渡金沙江、过雪山草地、北上陕甘等行动中，无线电侦察队伍继续为红军指挥人员提供决策依据。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二局先后破译敌密码177本。正如毛泽东所言，“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在中央红军的长征中，特别是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岗位后，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无线电侦察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贡献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侦察队伍继续为革命作出贡献。1937年，“二局根据军委指示准备开辟对日军的侦察，于5月开办日文训练班”，开展对日技术侦察工作，尝试运用“群论”等数学工具破译日军无限乱数密本。1943年6月，二局侦悉胡宗南部奉命偷袭延安，与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所提供情报相互印证。根据这一情报，在中央的部署下，7月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将胡宗南部企图闪击延安详情公诸于世。12日，《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大量使用二局情报，列举国军番号、行知时间及地点。其后，舆论哗然，蒋介石终止计划，胡宗南无奈宣称，“敝部换防，请勿误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争夺焦点。人民军队初至东北时，无政权、群众基础薄弱，面对优势敌军，无线电侦察成为情报重要来源。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掌握杜聿明司令部及第十三、五十二、九十三军情况。“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中，我军即能破译敌新用密码，获取其作战计划、兵力部署、行动命令、联络信号及求救、驰援情报。1946年全年，共破密本21本，译出电报1300余份。1947年，我军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共破译敌密码110余个，掌控敌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及空投补给、械弹损耗、援兵调动，甚至连以上军事单位的具体位置。

　　在西北战场，军委二局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侦控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所部34个旅动向，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中，侦获重要情报。毛泽东率机关人员与敌陕北周旋，技侦情报提供行动依据，保护了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中原战场，1946年6月下旬，中原军区司令部侦知，蒋介石下令部队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对中原军区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据此，6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在淮海战场，无线电侦察人员在我军围歼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杜聿明部期间，截获敌多份“危急万分”电文。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引用无线电侦察人员提供敌情达50余处。叶剑英感叹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密码破译技术已“提到惊人的水平”。

　　此外，在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解放两广、云贵川、海南等军事行动中，我军的无线电侦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战争时间大为缩短，前线兵士“少吃亏，多打胜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基于无线电侦察的密码分析、情报获取已不只是影响胜负的偶然因素，而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曾在《通信战士》杂志上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一评价，高度概况了包括无线电侦察人员在内的通信战士在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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