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图为中共五大会址。郝思斯 摄 

本书编写组 编写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委委员，王荷波任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中，先后有8人英勇牺牲，只有一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无一人叛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与担当的真谛。中国方正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一书，系统还原了10名委员的革命足迹，展示了他们优良的作风，带给我们深切的感动与深厚的教益。他们的故事，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矢志奋斗的光辉缩影。

　　“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8名烈士用坚贞不屈的言行印证着对理想的坚守，用年轻的生命诠释着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

　　坚守理想信念，就要保守革命气节。8名烈士中，有6名是不幸被捕后，牺牲在刑场上的。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烈士们共同的选择是慷慨赴死，英勇就义。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他严词拒绝了蒋介石以及多名国民党要员的劝降，斩钉截铁地表示：“死可以，变节不行！”自知必死无疑，他给家属带出仅有的一张便条，明确说明：“近日有南京旧识去劝过我，我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与物。”

　　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王荷波被捕后，用假名和敌人周旋，后来被叛徒指认，仅承认了真实姓名和叛徒指认身份，而对党的机密，任凭拷打，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在狱中，王荷波一有空就与狱友们谈论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

　　“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乐观主义精神，体现在烈士留给后人的字里行间。书中整理了杨匏安和蔡以忱的就义诗，体现革命者“笑”谈人生。为劝勉思想发生动摇的狱友不要苟且偷生、应为革命取义，杨匏安在牺牲前写下《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蔡以忱抱着“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的理想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就义前同样赋绝笔诗一首，“笑”对生死：“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把自己的笑容，永远镌刻在党史的丰碑上。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8名烈士，牺牲时平均年龄34岁，年纪最大的45岁，最小的张佐臣只有21岁。如今，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烈士陵园的展墙上，杨培森的两句话格外醒目。一句是：“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另一句是：“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动派，大家安居乐业，不就是顶好的事吗。”这两句话，也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心声。他们以自己的热血青春，发出最后的呐喊：“革命终究会胜利，你们定要坚持斗争下去。”

　　“党的一切决议、调遣等，每个党员应当绝对服从” 

　　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从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发展到57967人，“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以及革命形势的复杂多样，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央监委设立的目的，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要想让这个传统和优势发扬下去，中央监委委员的人选，必须是政治过硬、能够模范遵守党的纪律、让党放心的人。

　　本书从客观真实性和内在逻辑出发，再现了当时日趋险恶的局势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1927年5月到7月，中央监察委员会依照党章规定，先后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进行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1927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关于党员处分问题。这些举措，凝结着以王荷波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心血，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党纪的作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王荷波、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对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纪检监察工作，这次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作了严格规定，“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的一切决议、调遣等，每个党员应当绝对服从，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王荷波为加强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为挽救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人先正己。”这是阮啸仙对自己和身边同志提出的要求。1934年初，阮啸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他提出，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为此，他制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同时，他拟写了《审计条例（草案）》，对审计的责权以及其他要点作了清晰规定。他说：“凡是贪污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会甘愿承认的。只有严格审核，把握证据，才能逼使贪污分子缴械投降。”

　　细节中见品格。“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以忱32岁牺牲，但他短暂的一生却时刻体现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尺。守纪律讲规矩已经成为他的自觉养成和政治习惯，并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子孙后辈。受蔡以忱的影响，其家属和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作为烈士的后代，他们时刻谨记的，是要牢记先辈教诲，做一个正直自律的人。

　　“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继承我的革命遗志，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这是王荷波就义前夕，对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

　　共产党人是重情义的人，尤其是面对亲友。但在国与家、义与情之间，他们选择的是为国尽忠。8名烈士把对亲友子女的感情化为一道道“规矩”，把忠诚与献身精神融入家风，照耀后人。

　　大革命时期，找杨匏安办事的人很多，他给家人规定，不准收取任何人包括亲朋好友的钱财、礼物。书中记述了杨匏安给家人立“家规”的故事。家人曾因为疏忽，接受了来访者的两盒月饼。杨匏安不仅再次向家人讲清不能收取外人任何礼物的“家规”，而且想方设法把月饼退回去。他的两个不足8岁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在几个装过捐款的草袋里发现一枚两角钱的银币。杨匏安告诉孩子：“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大革命失败后，杨匏安一家人曾一度生活极其困难。“上有年迈的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女，杨匏安只得夜间帮家人推磨做米糍。”如此险恶环境，他却安之若素。“再苦再累，我们也要革命到底。”这是他始终鼓舞家人的话。他挤出时间编译出版了《西洋史要》《地租论》等，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至今仍焕发着光辉”。

　　90年过去，杨匏安的雕像静静耸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炉湾畔，他的两个儿子也长眠在雕像后方的两棵柏树下，没有墓碑，甚至没有任何标识。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一辈子忠于革命、忠于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烈士牺牲后，他们的名字始终被历史铭记，他们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在后人身上传承，在他们的出生地、工作地和牺牲地被人们纪念、弘扬。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们，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动诠释革命忠诚、共产主义信仰忠诚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以忠诚与献身精神为主要内核的英烈家风。透过《首届中央监委委员传略》中一个个故事，感受到一名名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他们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领略永不湮灭的精神。再读此书，深以为对烈士事迹的追寻，将会激励着、感染着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每一位同志，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忠诚奉献自己的力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