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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 他们的身影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布时间:2021-01-08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元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拂去旧年的尘埃,满怀对新年新生活的憧憬,我们踏上新的征程。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也就是1921年元月建党历史上那些重要人物时,请感受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积蓄,将要喷薄而出。

  1、从北大红楼到丰台长辛店

  1921年元月,李大钊在北京。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在三年前即1918年元月接手这份工作的,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一所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型的现代图书馆。图书馆是现代大学最基本的配置,在丰富馆藏书籍的同时,李大钊亦注意加强对图书馆的管理。

  1921年元月25日,《北大日刊》登载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我们今天能在《李大钊全集》中读到这篇文章。针对借书超期的情况,这份借书规则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措施,其规定的借书期限比今日各大学要短,“教职员以十四日为度,学生以七日为度”,到期不还,除了要暂停借书权外,还要征收违约金,超期未满七日者,“教职员每册每日征收铜元六枚,学生每册每日征收三枚”,这还只是中文图书,西文图书则要翻一番。

  我们可以推测,李大钊曾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草拟上述规则。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不久,北京大学红楼落成,图书馆也随之迁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在红楼一楼东南角。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在这间办公室中成立。在书斋之内,李大钊与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汲取养分;在书斋之外,李大钊与同志们将真理的力量带给受苦受难的工人们。

  西距北大红楼二十多公里处的丰台长辛店,是李大钊与同志们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1921年元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当时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而且“很热心很有见解的”。邓中夏等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参与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办工作,李大钊也曾赴学校讲学。

  一百年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尚存。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尽管留存资料十分有限,但也能获知一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为工人和工人子弟开办的,学校简章开宗明义,本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工人白天上班,无法前来学习,补习学校为此开设了日班和夜班,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夜班为“劳动者”而设,“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前来就读的学生,不仅不收学费,而且还会提供一些补助。

  对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言,这所学校是亲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一些革命的理念逐渐渗透到长辛店工人的思想意识中。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

  2、书店中的一场聚会

  1921年元月,毛泽东在长沙。

  老长沙城一共有九座城门,靠近湘江的潮宗门内,有一条潮宗街。一百年前,潮宗街上有一家当时长沙城最先锋的书店——文化书社。

  毛泽东是这家书店的创办者之一,1920年7月31日,湖南《大公报》上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这是一篇读来大感爽利的启事,他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文化书社留下来的一些广告目录。一百年前,这家书店出售的图书包括罗素著、余家菊译《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杜威著、胡适译《杜威五大讲演》,罗素和杜威在书社成立前曾访问中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两位外国学者,当然书社更少不了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书籍,如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格斯即马克思,为尊重原文起见,本文凡引用处皆不修改),兰姆塞著《旅俄六周见闻记》等。

  文化书社是一群“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与运营的,这群人此前还结成了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1年元月1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会员新年大会。这一天,“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书社内,同侪难得相聚,大家热烈讨论,这场会员新年大会一连持续了三天。

  在会前发给会员的启事中,一共举出了十四个在会上讨论的题目,但其中最重要者,是“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幸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对这次会议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我们能直接读到各位与会者的发言。

  新民学会成立后,组织了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曾在巴黎聚会,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共同目的。在元月1日的会上,大家在“改造”还是“改良”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发言:“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的方法,他赞成俄式的方法。元月1日的讨论没有表决,次日大家以起立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新民学会会员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

  1921年元月16日,这天是腊八节,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友,再次相聚在文化书社。大家畅谈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毛泽东说自己“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脑力工作之外,他还“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这场聚会上,大家都谈到了自己的金钱观、消费观,何叔衡说“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毛泽东亦表示“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1921年,毛泽东28岁。新民学会的会友,除了何叔衡年纪大些外,基本都是同龄人。在文化书社这方天地中,他们挥洒青春的激情,关心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与这颗星球,这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3、《新青年》同人的聚散

  1921年元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在上海出版发行。

  这期《新青年》的封面图片,是圆形的地球上有一双紧握的手。打开目录,许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第一篇文章是周建人的《达尔文主义》,周建人是鲁迅三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股强大的思潮,影响所及,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其实,周氏三兄弟与《新青年》的关系都很紧密,鲁迅有许多文学作品首发在《新青年》上,周作人亦利用这一平台介绍外国文学、宣扬自己的新文学主张,这一期便有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这期诗歌栏目一共登载了五首诗,来自两位作者——俞平伯与胡适,中国白话诗的两位先驱。这期最后还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这是1921年元月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发起人一共有郑振铎、许地山、沈雁冰等12人。

  这期的重头文章是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文末称赞列宁“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中国的进步青年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极有兴趣,《新青年》从1920年第八卷第一号起,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第八卷第五号又发表了四篇译作,关注到了俄国女工的状况、俄国的社会教育,其中一篇《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是由陈望道翻译的。

  陈望道在1920年刚刚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被鲁迅评为“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而“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则至今仍是美谈。

  陈独秀1920年底从上海去广州前,请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进入编辑部。沈雁冰,也就是前述文学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1927年当他发表《幻灭》时,用了一个笔名——茅盾。

  在这一期《新青年》背后,是《新青年》同人无可避免的分化。在1921年元月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胡适批评现在的《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这色彩是什么色彩?在之后写给陈望道的一张明信片上,胡适的措辞相当直接:“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用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向同人提出三条《新青年》的出路:要么暂停;要么对内容进行调整,“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要么在《新青年》之外,“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此前,胡适与李大钊已经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论争,胡适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针锋相对,说自己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既然大家所信的主义、所择的道路已不同,又何必强撑局面,事情终于朝着第三条路发展。

  《新青年》在上海的编辑部,就是陈独秀的寓所,地址在今南昌路100弄2号。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座石库门建筑中正式成立,一个月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向东走大约十分钟,就到了当时李汉俊住的地方,他和自己的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租下了望志路106号、108号两户并且打通,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

  半年之后,十三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先进的中国人,相会在106号狭小的客厅中。

  客厅虽小,而他们的梦想很大。